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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越心想，按照王安石所说的，这是嘉祐四友第二次站在他一边了。

    　　不过事实确实是学士院里上奏疏的只有王安石与司马光，其他人则没有表态。

    　　王珪依然如老僧入定，他是翰林学士之首，他也不同意吗？

    　　官家道：“两位卿家与朕议一议。”

    　　依王安石所言，司马光似第一次站在了大家的对立面。

    　　但司马光镇定如若，第一个发言道：“陛下，如今国用不足，灾害又多，理应当节约冗费，两府大臣可以作个表率。”

    　　王安石反驳道：“如今国家富有四海，郊赐不过是九牛一毛。节约不过几个钱罢了，反而有损国体。昔唐相常衮当政，宰相饭食由内厨供给，可用十几人，常衮向天子辞之。然当时旁人纷议，宰相主国政，若不能，需辞位，而非辞禄。两府辞赏赐，不正是如此。”

    　　“如今国用不足，不必从节俭来下功夫，此非当务之急。”

    　　司马光则道：“常衮辞禄是知廉耻，难道不如那些不知廉耻，还拿着高官厚禄的人吗？自真宗皇帝以来，国用一直不足，如何不是当务之急？”

    　　王安石道：“国用不足是因为国家没有善于理财的人。”

    　　司马光道：“何为善于理财，按照古代理财者，恨不得人人尽征其税，如此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是国家之利？”

    　　王安石道：“这是横征暴敛，而非理财。善于理财的人，可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说到这里，二人虽你一言我一语，大致都是正常的辩论。

    　　但听了王安石这一句，司马光却突然变色道：“民不加赋国用饶，这是桑弘羊欺骗汉武帝之言。司马迁曾因此讽刺过汉武帝。天地所生，财货百物，都有定数，不在官即在民。”

    　　“桑弘羊所言民不加赋国用饶，不取于民，取于何者？君不见，汉武帝末年，群盗蜂起，以绣衣使者捕之。此事有史可察，不见前车之鉴吗？”

    　　司马光色动，显然是有些上了火气了，辩出了几分真火来。

    　　听了司马光，章越深切体会自己与曾布说的话，为什么要经史娴熟？

    　　至于以史为鉴，不是说说而已。

    　　正如当初踩过的坑，都成了自己人生智慧。

    　　历史从不会忘记，但会不会矫枉过正就不知道了。

    　　再说经，王安石与司马光争论的是，国家有钱没钱吗？

    　　不是，他们之间是意识形态之争，也就是经义之争，围绕着开源还是节流争论。

    　　开源就是大政府，节流就是小政府。

    　　儒家确实一直是主张藏富于民，只要百姓有钱，国家也会有钱了，这就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战国时，苛政猛于虎，很多诸侯横征暴敛，故而儒家规劝国君们，一定要藏富于民啊，这是没错的。

    　　但司马光还用这个说法，就将问题给简单二元化了。

    　　王安石面对司马光长篇大论，沉着地反击道：“我听闻欲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取财可以于天地，何来不在民即在官之说。”

    　　“朝廷为何要鼓励农桑，修堰筑坝，此非取于民，亦非取于官，而是取自天地，官民皆得其利。”

    　　章越听了频频点头，一个家庭要想富裕，必须取财于社会，社会要想富裕，必须取财于自然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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