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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口气中满是嘲弄和轻蔑，我知道在任何一个手握权力的征服者心中，沦陷区公民的尊严就像蚂蚁的性命一样脆弱得可笑，不过正如他所说的，就是这种“东西”把我养大——

    “波特曼少校，”我沉着脸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道，“或许我没有您腰里配着的手枪，在力量上和您也相差很远，不过就男人的勇气来说，我相信自己和您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我真的下了决心保护一些东西——不管是人还是原则——那么我一定会用尽全力……我不会容忍您一而再再而三的侮辱，请您记住这一点！”

    或许是因为角度变化的关系，我看到他的蓝眼睛里有种奇异的色彩，白皙的脸颊上浮现出了明显的血色。我的“宣言”让他愣了两秒，接着爆发出一阵大笑。

    我大概已经气过了头，一点也没因此失控。看来我们两个之间的确没办法沟通！

    过了一会儿他止住了笑，站起来走到我面前，距离近得让我可以清楚感觉到自己和他的身高差距。

    “天哪，我亲爱的伯爵大人，”他更加恶意地凑近了我的脸，烟草和柠檬水的味道再次充满了我的鼻腔，“我记得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警告过您，不要在我面前摆出一副贵族的架子，您会后悔的。”

    “不会比和您谈话更后悔了。”我冷冷地说道，朝门口走去，没有再回头看他一眼，但背后的视线却像针一样扎得我难受。

    门在后面关上了，终于隔绝了我和他。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突然发现海因里希·贝尔肯中士竟然站在走廊上，从不到两米的地方专注地看着我，就像十几分钟前一样。他对上我的视线，镇定自若地笑了笑，转身离开了。

    这个人是关心他的长官吗？还是谨慎得过分了？要不然就是在针对我！

    一股莫名其妙的恶寒顺着我的脊背缓缓爬上来。

    接下来的日子像往常一样过了。

    我没有告诉玛瑞莎和西蒙他们我去找过波特曼少校，这会让所有人再次陷入焦急担忧的旋涡。但是两天以后我就发现，原本还零零散散出现在我们周围的暗哨已经完全不见了。一直到11月份，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来自于德国人的恶意刁难。

    我不敢相信那次的谈话会有用，但是只要我身边不出现那些讨厌的人和事，我也非常高兴。

    法国的好日子却仿佛一去不复返，因为各种各样的普通供应品都没了：多利奥小姐学会了用汽油、碱液和硝碱合成洗涤剂；安德烈买不到新鞋，因为动物皮都被保存起来提供给德国军靴厂；甚至连玛瑞莎的丝袜都从商店里消失了！不过德国人却可以厚颜无耻地指责是英国的封锁造成了这一切！

    与此同时也有些东西比战前更加受欢迎，比如电影院、剧院、博物馆，当然还有夜总会，那里几乎夜夜笙歌，生意兴隆。好像这些地方都成了逃避现实的好去处。我和西蒙、拉丰商量了很久，决定恢复“夜莺”的演出，让它在艰难的岁月中发挥作用。于是我再次忙碌了起来，摆脱了近一段时间的“无所事事”，玛瑞莎也来到我的身边帮忙，和皮埃尔一样成了我的秘书。

    她最近的情绪平静了不少，物质生活的匮乏给了人更多的东西。我们常常带着身份证、兵役应征卡和配给卡，手挽着手步行去教堂为将来祈祷。或许用忍耐的心情来相互扶持才是最实际而有意义的吧。

    雷蒙德·戴斯先生开始和我洽谈我第四部歌剧的出版事宜，同时感谢我在“抵抗事业”中给他的帮助。

    “《巨人》已经出版了，它会把真正的战况告诉大家，也会把法兰西的热血传播出去。”

    著名的音乐出版商说这话时眼睛里满是坚定的表情，但是我却还是很担心，盖世太保绝对有猎狗一样的鼻子，稍稍大意一点都会被他们发现。

    这样的地下抵抗刊物虽然传播很隐蔽，但大都是依靠可靠的志愿者在地铁站、商店、教堂甚至公共浴室散发，一个疏忽就有可能让整个发行网暴露。

    我向戴斯先生建议印刷厂要设置在隐蔽的地方，他告诉我目前的印刷厂是西蒙替他找的一个废弃地窖，很安全，而且还有备用的“车间”。

    “我也会减少到您这儿来的次数。”他很体贴地跟我说，“毕竟您和我的关系没有那么亲密，如果来得太频繁也不好。”

    我感谢他替我着想，并且表示愿意继续帮助他。

    “您真是一个好人，伯爵大人。”他非常客气地说，同时又叮嘱我小心，“我听说有一个党卫军少校好像在针对您，在几个月前的舞会上，他还公开侮辱过您，您可得小心呐。”

    “是有这么个人。”我点点头，“不过最近他并没有干什么。”

    “这样当然最好！不过，我也是听说的……有人告诉我最近党卫队为了增加津贴，又把目光盯上了有些家产的法国名流，并且开始找茬儿了。”

    这我倒没注意，但是戴斯先生的消息还是让我感到不舒服，这是不是意味着我又得防范可能会出现的突如其来的麻烦呢？

    “不管怎样要谨慎一些，他们要找您的把柄或许不困难，毕竟您进过警察局，是‘包庇者’名单上有记录的人。”

    他说的都是实情，不过我知道自己是没有任何可以防范的条件——我是法国人，这就足以成为被伤害的理由。

    我没把戴斯先生的话告诉玛瑞莎，一来怕她担心，二来也只是尽量把这段时间的轻松心情完整保留下来，不过仅仅在一个多星期以后，短暂的平静就再次被击得粉碎。

    1940年11月11日，天气是深秋特有的那种凉爽。

    我和西蒙、拉丰筹备了“夜莺”的一场小型表演，终于在连着累了四天后得到了小小的放松与休假。玛瑞莎立刻兴致勃勃地把我拉上了街。

    “为什么不出去走走，亲爱的？”早上在床上的时候，她就用甜蜜的声音在我耳旁煽动着，“我们不能整天跟账本和钢琴打交道吧，看看你漂亮的蓝眼睛，都像磨钝的玻璃珠了！”

    “好啊。”我迷迷糊糊地说着，用手在她光滑的背上抚摩着，“我听你的，宝贝儿，去哪儿？”

    “香榭丽舍大街怎么样？我们可以散步去欣赏波罗内夫人的鲜花，现在雏菊一定开得耀眼呢！”

    “没问题。”我收紧手臂，圈住怀里柔软的人儿，“不过在这之前，可以先给我一个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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