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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大学不仅有经济学家克拉克，还有心理学家杜威。

    此前李谕委托过他研究智商测试，杜威已经有了初步结果。

    李谕稍微一看就知道是二十世纪初典型的适龄儿童智力测试。

    所谓“智商”，里面的“商”字代表的就是除法，最初智商是这么算的：

    心理年龄/生理年龄x    100

    比如一个心理年龄和实际年龄相同的普通儿童，其智商值就是100。

    若一位8岁儿童表现出10岁能力水平，那么这个儿童的智商值就是125。

    很明显这种测试方式只能针对儿童。如果一个60岁的人表现出30岁的能力水平，你总不能说他智商低，只有50吧？这显然不合理。

    美国政府对心理学家们搞的智商测验也比较感兴趣，因为心理学家还提出了“低能是犯罪诱因”的学说，他们准备在军队招募和学校选拔中引入智商测试。

    但怎么说呢，智商测试几乎无法做到客观。

    一战时期，美国军队征兵使用智商测试，发现一半的人不合格。

    而且此前提过，智商测试很容易带来可怕的“优生学”，美国与德国此后对大量“低智商者”进行了残忍的灭绝政策。

    这东西很难控制，一旦用歪，到了居心叵测的人手中，就会变成屠刀。

    而且根据博弈论模型，不管什么时代、代价多惨重，必然都会存在想要让世界大乱的不安分者。

    李谕只准备用来简单证明中国人的智力水平很高，绝不会拿来广泛测试，——民国时期也没有广泛智力测试的闲钱。

    杜威搞的测试题目千奇百怪，对于受过教育的成年人来说很简单，主要面向6-14岁青少年，对李谕来说足够。

    证明中国人智商不低，顺便提升民族自信心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李谕对中国以及整个东亚民族的智商水平还是很有信心的，这是后世无数次验证过的。

    当然了，智商这个概念到了二十一世纪已经慢慢被淡化，毕竟一来它太难准确量化；二来容易引起歧视。

    更关键的是智商并非成功的唯一衡量指标。

    与杜威的交谈中，李谕发现这位美国哲学扛把子对中国格外关注，于是问道：“杜威教授也想去趟中国？”

    杜威说：“是的，一个从帝制走出来的新生共和国太令人心生好奇了。另外，我的一位中国学生无形中对我产生了影响。”

    李谕立刻猜到是谁：“蒋梦麟？”

    杜威点头说：“蒋是个聪明的学生。我更好奇的是，无论美国大学如何挽留，这些留学生都要执意回国。

    “我曾问他，纽约难道不好嘛？

    “蒋说，纽约是他见过最繁华的地方。

    “然后我又问，那你想一直留下吗？

    “蒋却说，他必然要回去。

    “我问他为什么。

    “蒋告诉我，因为一走进纽约，就等于离开了美国。”

    李谕琢磨了一下最后一句话，笑道：“果然都是研究哲学的。”

    杜威把蒋梦麟叫到了办公室，李谕甚至没有一眼认出他。

    一番介绍后，李谕才说：“恍惚间距离上次见面已经六七年，剪了辫子穿上西装，简直判若两人。”

    蒋梦麟说：“我的辫子是上船前剪掉的，扔到了大海里，让它随波逐流而去。而且几年下来，我确实感觉自己变了个人。”

    李谕说：“教育对人的作用就在这。”

    蒋梦麟又说：“我还有个奇怪感觉，以前文章上都说美国这个共和体制的国家自由，但我感觉正好相反。”

    李谕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蒋梦麟道：“或许是我们在国内时，天高皇帝远，一向很少感受权力制约。而在美国，我刚下轮船，就遇到了移民局官员和许多警察。”

    李谕惊讶道：“你的观察力好敏锐，竟然能从细枝末节的地方参透问题本质，学哲学和教育学太适合你了。”

    蒋梦麟说：“只是个连我自己都感觉莫名其妙的想法罢了。”

    杜威说：“这位蒋同学的想法还有好多，有时我也无法解答。”

    李谕说：“杜威教授更应去中国看看，中国现在虽然科学不算发达，但哲学层面绝不会让你失望。”

    蒋梦麟也说：“没错，教授，您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非常契合，中国人最讲究实用。中国人拜佛讲究先有用再拜；欧美人则是先祈祷才企盼神的庇佑，完全相反的思维方式。”

    杜威沉思道：“中国确实值得我去。”

    他们今天还有课程，李谕先行告退，接着来到纽约唐人街。

    司徒美堂正在安排新一波的人员招募。

    “工厂加了这么多订单，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司徒美堂问道。

    “或许吧，科技爆炸，人也跟着膨胀。”李谕说。

    现在整个欧洲上层都剑拔弩张，每个国家对战争都表现出近乎渴望的态度，尤其法国。

    法国作为欧洲大国，他一动手干德国，盟友俄国必然动手一起掐德国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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