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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桥现在还有不错的学术氛围，但再过几个月，一战爆发，这里就开始大变样，将进驻大量军队以及军方部门。

    1914年，法德还在马恩河激战时，爱尔兰的第六师就已集结在剑桥，在公共草地安营扎寨。许多学院成了军官训练团的临时司令部，而三一学院的大图书馆则成了露天医院，军方成立了“东部第一总医院”，教授、大学生和研究助教们当了志愿者。

    剑桥平时有3500名学生，到1915年时只留下五六百。

    对很多人来说，战争前线反而成了第一流的俱乐部，在那里才能看到以前的朋友。

    到了战争接近结束的1918年，一次布道会上，有位剑桥数学教授难过地说：“我在剑桥的学生至少有一半，而实际上全是最好的学生，都阵亡了，或者终身残疾。我所做的多年数学教学工作绝大部分白费了。”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得出，以后的几年再想和欧洲学者交流确实不太容易。

    英国好歹是本土没有受到过多战争波及的国家，他们都到了如此田地，处于战斗最激烈的西线战场的法国可想而知是什么情况。

    在剑桥时，李谕顺便去见了见罗素，两人此前在哥廷根见过一次。

    “罗素先生，你的中文学得怎么样了？”李谕戏谑道。

    罗素摊摊手：“距离看懂中文版的星战还有一段距离。”

    李谕说：“那么罗素先生要加把劲，看懂中文版星战与看懂原版的《论语》仍有一大段距离。”

    罗素吸着烟斗问：“还有差距？”

    李谕说：“那可大了去！”

    罗素感觉头皮发麻：“我记得语言学家说，中文有着可怕的传承，即便现代人也可以轻松看懂两千年的文字；而不是像英语一样，现代人想看懂莎士比亚时代的古英语都很难。那么既然我能看懂现代的星战，为什么看不懂中国古代的《论语》？”

    李谕说：“主要是我用了中文里最简单的一种文体，尽可能接近口语。但两千年的汉语极度精炼，十个字常常可以代替现代汉语几十个字，阅读难度要大很多。”

    “那是古人缺少书写工具，这个我还是了解的，”罗素说，“另外，说到语言，我的那位学生几乎要成了我的老师。”

    “学生成为您的老师是什么意思？”李谕问。

    “一会儿你就可以见到他，”罗素说，“这個学生对于我，就像拉马努金对于哈代。哈代对挖掘到拉马努金这位数学天才庆幸不已，我也为自己找到一个哲学天才无比兴奋。”

    李谕问：“莫非是奥地利的留学生维特根斯坦？”

    罗素疑惑道：“你知道他？”

    李谕点点头：“在维也纳时见过。”

    罗素感叹道：“他是个不得了的学生，在哲学上的成就可能会令人难以企及，用你们中文词汇，叫难以看到他的背影。”

    “难以望其项背。”李谕说。

    “对，就是这个意思！我之所以这么关注语言，就是受他影响，”罗素说，“问题是他才研究了两三年哲学而已，已经透出可怕的潜质，实在令人震惊。而且这种潜质还在不断地往外涌现，连我本人的导师都感觉恐怖。”

    维特根斯坦曾经作为罗素的学生去见罗素的导师约翰逊，后来他坦率地告诉朋友：“我见他不到一小时就知道他没有什么可以教我。”

    这话相当之自负。

    约翰逊也曾无奈地说：“维特根斯坦第一次见我时就开始教我了。”

    但维特根斯坦确实有这个能耐的说。

    李谕问道：“维特根斯坦刚进入剑桥就开始钻研哲学吗？”

    “并非如此，他那时已经学了多年航空工程学，”罗素说，“后来他读了我的《数学原理》，才来剑桥投奔我。

    “记得他刚到剑桥就问我，‘你看我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这个问题让我莫名其妙，然后他又说，‘如果我是，我就去开飞艇；如果我不是，我就去搞哲学。’

    “于是我让他写篇文章看看，没过几天他就拿给了我，只读了第一句，我就知道这小子是个哲学天才。”

    李谕说：“原来维特根斯坦步入哲学领域，是读了一本您的数学书。”

    罗素叹道：“见到维特根斯坦的那一年也是我本人的分水岭，从此以后，我可能很少或者至少不是把重点放在数学上了。”

    这老哥可是引发第三次数学危机的人，现在竟然拍拍屁股要走人！

    李谕问道：“您为什么要把数学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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