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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的胡适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跟随杜威念博士，与一众留美学生的愤怒情绪高涨不同，他写了一篇《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保持冷静，摘取其中关键的一部分：

    “就我看来，我们留学生，在这个时候，在离中国这么远的地方，所应该做的是：让我们冷静下来，尽我们的责任，就是读书，不要被报章的喧嚣引导离开我们最重要的任务。让我们严肃地，冷静地，不被骚扰，不被动摇地去念我们的书。好好准备自己，等到我们的国家克服这个危机以后——我深信她必能克服这个危机——好去帮助她进步。或者，如果必须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远东问题最后解决的办法，并不在于我们立刻和日本开战，或者在于其他列强的干涉……最后真正的答案，必须向其他地方寻求——也许比我们现在所想象的答案要深刻些。

    我并不知道答案在哪里，我只知道答案不在这里。我们必须冷静客观地去把它找出来……”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李谕复述了一遍胡适最后一句话，“他说不知道答案，但其实一直想表达自己的答案。”

    “答案就是卖国贼！”金邦正气呼呼地说，“通篇全是不抵抗主义，和当年清朝政府各地赔款的做法有什么两样？去美国读书，要接触新思想，美国大学难道会教这个？！您再看看月刊总编辑新闻系邝煦堃反驳的，他说胡适这种思想只不过是根源于老子、耶稣、释迦牟尼的教训！”

    李谕摸了摸下巴说：“确实有问题。”

    李谕当初在美国告诫他们要先好好读书，是为了积蓄力量，再做大事。

    此时的胡适似乎曲解了这句话，只强调当下的不抵抗。

    而且语言本身是讲艺术的，不同的表达方式体现出来的意思大不相同。

    李谕当时只告诉他们这些留学生更要好好读书。而胡适竟然堂而皇之写了个所谓的“《给全体中国同学的一封公开信》”，这不就是想代表全中国的学生吗？

    平心而论，此时的他还只是个普通的学生，有几个人愿意被他代表？而且他是少数派，凭什么一定要让他代表多数人？

    胡适这次显然犯了大忌。

    金邦正说：“甲午战争已经过去二十年，大家都能看出日本人的想法，人心不足蛇吞象，要了赔款发展海军，割让了宝岛又觊觎辽东，现在更想贪图青岛。一味忍让，要让到什么时候？”

    金邦正又拿出另一名留学生的信，“我看这个叫梅贻琦的写得就很对，他同意学生的责任是读书，却不同意把一个学生非常留心当前国内的危机当作是疏忽了做学生的责任。只有认真研究国家危机的学生，才能真正尽他的责任——就是解决亟待解决问题的责任。您说对不对？”

    很多同期留美学生都认为胡适所提出的并非“清醒的爱国主义”，而是“不爱国的胡说八道”

    李谕点点头：“大是大非问题上，确应如此。胡适同学的一些观点显然受到纯理论的影响，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实际情况。但就算搞研究，也不应该如此。我给他写封电报，让他注意一点。”

    金邦正说：“院士先生，您不是认识他的导师杜威教授嘛，也给他发一封。”

    李谕说：“也好。”

    胡适文章中的很多观点压根站不住脚，而且过于悲观。

    “如果有必要的话，去使她从死亡里复活过来。”

    但是用什么方法去使国家从死里复活过来？难道靠一手挟着《圣经》，另一手挟着一本同样有用的书，像是《白朗宁诗集》（胡适对它比任何其他书本都要熟悉），便办得到了吗？

    所有人都必得承认，一旦日本实行武力占据，要驱除他们就必须使用武力。

    从死里活过来，比在未侵入以前就抵抗难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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