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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国内，一个大的发电厂装机容量只有区区几万千瓦，还不如后世一个普普通通的乡镇企业，太不够看。

    对了，多年前爱迪生也弄过荧光灯专利，但他的方向错了，一直用x射线，而非紫外线，所以没成功。

    李谕知道爱迪生搞专利有一套，正好绕开了他的专利……

    ——

    几天后，李谕的大门又被敲响，打开门迎面就是胡适。

    “院士先生，冒昧叨扰！”胡适说，接着介绍身后的一人，“这是我的老乡兼哥大同学，陶行知。”

    李谕欣喜道：“你们好！快请进。”

    陶行知和胡适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拜于杜威门下，但两人的人生轨迹大不相同。

    胡适一直保持一种西方范，主要和社会名流打交道。

    陶行知则不一样，他的理想是教育普及，着眼于基层及农民教育。

    虽然二者都很重要，但李谕心里还是更敬佩陶行知先生多几分，他是真的在用心做好教育事业。

    只是不知为何，陶行知的名气相比胡适要小了很大一截。

    “两位从上海过来？”李谕问。

    陶行知说：“是的，院士先生，我刚在上海待了不足一旬，适之就拉我一同北上。”

    “出国多年，回来感觉如何？”李谕又问。

    陶行知说：“我比适之晚回国几个月，坐的船刚到日本横滨时，就突然听到张勋复辟的消息，所幸没几天被压了下去。然后又到上海，考察了上海周边，满目尽是目不识丁之人，便有了做教育而非仕途之心。”

    “何止周边，就算上海，你看那死寂沉沉的文化界，能强多少？”胡适说，“中国就是不曾以科学精神经世，才产生了种种不如人之处。北大给我发来聘书，让我当个教书匠，我想改变时局，今后不再是一帮少年人跟着老师傅往故纸堆里乱钻，这是最可悲的现状！”

    在美国留学时，虽然只学了半年工科就改学文科，但胡适一向崇拜科学，只是自己并非搞科学那块料。他不止一次说过，学自然科学是“活路”，钻故纸堆是“死路”。

    而现在北大的不少老学究，仍然在坚持不懈地钻故纸堆，这也是蔡元培极力引进新人想改变的。

    陶行知笑道：“我记得在哥大时，适之说过要二十年不谈政治，看来要在文化上发力。”

    胡适说：“政治革新之基础，是文化的革新，不然都是空中楼阁。”

    李谕说：“你的信心听起来很足嘛。”

    胡适拿出一本随身日记，指着最近的一行字说：“这是我在北上时想到的。”

    日记上写的是英文：“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

    李谕认识这行字，翻译成中文是“如今我们回来，你们请看分晓”（胡适后来改译为“如今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要换个样子了！”），但李谕不知出处。

    陶行知却知道：“荷马史诗？”

    “对，出自《伊利亚特》第十八章，它诠释了我的使命，”胡适说，“我在上海时，没有看到任何新气象，专门去了一场上海大舞台，也仍旧是老演员。这个大舞台就像中国的缩影，招牌是新的，房子是新的，座位和布景都是新的，但唱的还是老戏，做戏的还是那几张老脸。”

    陶行知说：“祝适之兄在北大做个新面孔，一扫文坛浊气。”

    胡适底气十足地说：“我一定要让那些‘桐城妖孽，文选谬种’认识到文学革命之力量。”

    “桐城妖孽，文选谬种”是白话文运动中贬抑文言文的说法，由钱玄同首次使用。

    白话文运动中，钱玄同一直很激进。其实他古文写得非常好，不输桐城派，却坚定支持了白话文。

    陈仲甫、胡适、钱玄同在《新青年》中，将矛头直接对准旧文学，把桐城派的归有光等人称作“十八妖魔”，强力批判桐城和文选两派。

    “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成了人们的共识。这两句口号由于指明了文学革命的对象，深受欢迎，所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

    李谕笑道：“文坛真是如同斗兽场，太精彩了！我这边就没如此激烈的画面，最多孔教支持者发几句不着边际的批评科学的话，我已懒得回复。”

    陶行知叹道：“这帮孔教分子，完全是在败坏孔老夫子的名声。”

    “一并击破就是！”胡适说，“我早就料到会有不明是非之徒，和他们斗争，必须坚决。”

    胡适决心真的不小，专门写过一首《沁园春·誓诗》：“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新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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