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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初年颇有百花争放的感觉，《临时约法》彻底放开了报禁以及清朝对言论自由的过分压制，短短一年时间，报纸数量就从清末的100种激增到500余种；通讯社也瞬间出现了六家。

    广大民众真的被帝制压抑太久，一下全部释放了出来。

    李谕的无线电设备也因此在全国也卖得非常好。

    对国内李谕一直低价出售，基本没有利润，反正钱都是在国际市场上挣的，养养国内理所应当。

    报界在民国初年的生长极为迅速，民众们同样支持报界，在很多人看来，“共和时代，舆论为法律之母。无论为官为商，总须与报界联络”。

    至于各家报纸的言论，更是没什么限制，比如上海的《民权报》，还有天津的《大中华报》，几乎“无日不骂袁世凯项城”。

    袁世凯一时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

    蔡元培曾经评价：“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

    梁启超后来也回忆说：“回想民国元年、二年，不啻若唐虞三代之盛。两派各有极端之主张，争论不已，固相若也。然彼时为宪法问题、借款问题、财政问题，无论其意见何若，当各有一番之研究……”

    现在帝制刚消亡，国内有太多太多问题需要研究，各抒己见的自然多。

    除了言论上的开放，国内同样迎来了一波结党的疯狂浪潮。

    封建时代严禁结社组党、与闻国政，总是把“结党”与“营私”联系在一起。

    晚清时代已经诞生了很多团体，到了民国时期，新环境刺激下，各种党派仿佛雨后春笋般出现，“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至近百。”

    北京城毫无疑问是最多的，但凡有点文化的，几乎都被拉进了各种党派。

    反正在政治启蒙期，不是什么坏事，慢慢就会大浪淘沙，沉淀下来。

    李谕作为全国知名的大人物，却一直秉承着“君子不党”，也算是个小小的异类。

    但其他人就忍不住要拉拢一下他，甚至国学大师章太炎。

    这天，他带着弟子钱玄同一同来到了李谕府上。

    李谕问道：“太炎先生，您不是被派去了东北？”

    章太炎说：“搭乘火车先看了看，暂时不留在那边，毕竟关内还有这么多事要办。”

    李谕问道：“那先生来找在下是？”

    章太炎说：“我与张謇、唐绍仪、唐文治等人共同成立了统一党，希望引你加入。”

    李谕笑道：“先生应当知道，我是不入会党的。”

    章太炎纳闷道：“现在无人不党，你不加入，岂不怪哉？”

    钱玄同也说：“院士阁下生活在京城，不会不知道如今京城里风云际会，各地英才聚集，若在路上遇到不相识者，除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问及贵党。”

    果然如传闻一样，但凡遇到还没有加入党派的人，马上就有人主动热情地为之介绍。

    甚至于不少热心政党活动的人或政界、学界人士身跨数党。

    但实际上这些政党与社团的宗旨多是“拥护共和”、“巩固统一”和“谋国利民福”之类，各党纲领差异不大，彼此主要互争权力，也会因为党争而出现混乱。

    总之民国初年的党派活动具有幼稚、随意、混乱的特征，还有不少投机分子混迹其中，一些小政党总是由几位爱出风头的人把持，或者借团体名义营私利，引来各种责难。

    不过总体而言，民国初年的结党结社运动应该肯定，标志着从专制暴政向民主化的变迁。

    而且政党名目虽多，人数较多、规模较大、影响较广的政党却极少，主要是同盟会以及章太炎、梁启超等人一同搞的党派。——话说章太炎以前也是同盟会的。

    李谕只能婉拒道：“我这人闲云野鹤惯了，让别人管着不舒服。”

    章太炎大笑道：“全天下还有比我更不爱受管教的？而且疏才你不是已经加入了什么英吉利国的皇家学会？”

    李谕说：“那是学术团体，并不一样的。对了，将来我倒是可以帮着成立咱们自己的学术组织。”

    章太炎想想说：“等你成立了科学党，我也凑凑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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