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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玄同说：“我明白了，院士先生的意思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完全正确的。”

    李谕头上三道黑线，这理解能力让自己有点猝不及防。

    胡适说：“我们倡导科学，院士先生对国学能有这种认知，更显高瞻远瞩！科学必将代替孔教，为所有人瞻仰并学习，那便是新文化的重要目标。”

    好吧，虽然新文化运动有一些难以避免的弊端，比如对科学的讨论还是太肤浅，属于泛科学讨论，不仅不太严谨，也有些忽视对人生信仰、价值的讨论，但这都是一百年后的人才能看明白的。

    李谕对此没法多说什么，想了想后对蔡元培说：“蔡校长，您在北大的学科建设进行得怎么样？”

    蔡元培心领神会，马上明白李谕想说什么，回道：“我决定大刀阔斧改变旧有的分科制度，将来文理不能分得过于清晰。”

    李谕深以为意，顺着说：“文科中的历史学就离不开科学帮助研究，哲学更是基于自然科学。同样的，理科的专业也与哲学息息相关。所以学科本来就应该交叉，根本不能简单以文理划分。”

    对当下来说，如此观点没毛病。

    这同样是蔡元培要做的，他说：“如果文理分得过于清晰，文科生将因为与理科隔绝之故，视自然科学为无用，不免流于空疏；理科学生则会因为与文科隔绝之故，视哲学为无用，而陷于机械的世界观。”

    蔡元培的看法相当深刻、富于远见。

    李谕说：“几十年前，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就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想还挺有道理的。‘中学’侧重于世界观、修身、做人，可以称之为‘道’；西学的用，注重的就是‘术’，具体就是各种科技和政法上的创新。二者都很重要，一个人也应该同时具备。”

    “院士先生所言极是，”蔡元培说，“其中过程我深有感触，

    “中国羡慕外人，第一次是见到他们的枪炮，就知道他的枪炮比咱们的好。

    “以后又见外国人的器物，知道他的工艺也好。

    “又看外国医生能治病，知道他的医术也好。

    “有人说，外国技术虽好，但是政治上只有霸道，不及中国仁政。后来才知道外国的宪法、行政法等，都比中国进步。

    “于是学他们的法学、政治学，但还是怀疑他们道学很差，以后详细考查，又知道他们的哲学，亦很有研究的价值。

    “他们的好处都知道了，于是派出留洋学生，积年累月，各种学术都有人研究。

    “但是留学生中，专门为了回国后占据高位谋金钱的很多。只从狭义去做，不问深的理由。”

    胡适问：“深的理由是什么？”

    蔡元培看向李谕：“疏才，你来说。”

    李谕说：“中国固然要有留过洋的工程师、医生、法官、律师，但要在中国养成许多好的工程师、医生等，必须有熟练技能而又深通学理的人经营，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留学生做得到的。而且要是只知道练习技术，不去研究学术，技术也是无源之水，发展终属有限。

    “学习西方，应该不仅学习西方的‘术’，还应学习西方的‘道’，也就是发达科学背后的人文思想。”

    胡适听明白了：“文艺复兴……复兴！”

    李谕吃了口什锦冰碗儿：“所以西方也没有完全放弃他们自己的‘道’，我们要是放弃了，恐怕会非常不好。”

    “太不好了！”蔡元培笑道，“我计划中一半的学科会被废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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